大家好，我是兰台。

今天兰台要给大家聊一聊在唐朝“安史之乱”中死守睢阳的张巡为什么在当时受到许多非议。

张巡，是“安史之乱”时涌现出来的唐朝一名大忠臣，当时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派部将尹子琦率军南侵江淮屏障睢阳；当时张巡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死守睢阳，前后与安庆绪的军队交战四百余次，使安军损失惨重。有效阻遏了安庆绪的军队南犯之势，保障了唐朝东南的安全。最终因粮草耗尽、士卒死伤殆尽而被俘遇害，是有名的忠臣烈士。

他之所以在当时受到非议，原因是在守城时因为没有物资，张巡等人不得不被迫做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

尹子奇攻围既久，城中粮尽，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人心危恐，虑将有变。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诸公戮力守城，一心无二，经年乏食，忠义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坐视危迫。

不仅如此，安庆绪的军队最终攻占睢阳，发现“安史之乱”前富庶的睢阳仅仅只剩400人：

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人知将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遗民止四百而已。

张巡这种做法不仅在当时争论很大，甚至在当时也引起了极大争议。

议者或罪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资治通鉴·唐纪》

为什么张巡这一明显保全唐朝江南半壁江山的做法在当时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

究其原因，是公元8世纪的唐朝人与今天现代人对于“安史之乱”的看法不一样导致的。

01、

因为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外敌入侵和压迫，尤其是抗日战争，更是直接导致3000万中国军民的死亡。

这使得近代以来的普通人看待“安史之乱”这场由粟特人安禄山引发的叛乱，很容易代入到了近代视角。

认为“安史之乱”与其说是叛变不如说是“胡人入侵”。

比如近代著名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里就持这样的观点，他就认为“安史之乱”就是“外敌入侵”。

正是在这种史观的影响下，现代人一提起“安史之乱”，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发生在公元8世纪的“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以及“抗日战争”。

现代人也会很自然的代入唐朝视角，认为张巡守睢阳和抗战时期的“花园口决堤”一样，是为了保全国家所作出的必要牺牲。

然而，这是我们现代人的视角和史观；公元8世纪的唐朝人并不这么看。

根据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仇鹿鸣老师的学术著作《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披露，根据目前出土的安史之乱时期各种墓志铭以及相关史料显示，公元8世纪的唐朝人很可能并不认为“安史之乱”是一场“外敌入侵”。

当时社会普遍把“安史之乱”看做是前不久发生的“武周代唐”。

换言之，公元8世纪的唐朝人看待“安史之乱”更像是今日的国人看待“直皖大战”、“直奉大战”。

“安史之乱”告一段落后，唐肃宗原本想要严惩接受了安禄山官职的前唐朝官员；可最终朝堂之上的大臣都不支持唐肃宗的“严惩“，大臣们甚至非议张巡的种种作为。

这非常像“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张作霖想要严惩跟随郭松龄反奉的奉系军官被劝阻之后，最终是张作霖出面向全体奉系军官道歉。

02、

那么，如果以“直奉大战”的视角看待“安史之乱”，那么张巡守睢阳所遭受的种种非议就不难理解了。

和张巡守睢阳类似的是军阀混战时期宋哲元坑杀陕军党玉琨部5000战俘。

宋哲元坑杀这5000战俘当然不是没有理由的，党玉琨部多是他招募的陕西各地的土匪，这些士兵打仗不行，祸害老百姓是一把好手；而且反复无常，之前西北军已经多次放过他们了。

可为什么当时社会舆论还是普遍批评宋哲元坑杀这5000人所作所为？媒体还将之称为“凤翔大屠杀”？举国哗然？

原因就是在当时人看来，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党玉琨部固然不是什么好人，祸害老百姓；难道宋哲元的部队就是什么好东西了吗？

甘肃自发组织的“黑虎吞冯军”，不就是因为宋哲元所处的势力搜刮甘肃老百姓太厉害，当地自发组织武装反抗吗？

既然是军阀混战，那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宋哲元搞坑杀，当然是过分了。

换言之，在公元8世纪的唐朝人看来，安史之乱不过是当皇帝的李家与想当皇帝的安家之家的“狗咬狗”，谁输谁赢对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

张巡愿意为李唐尽忠没问题，但是裹挟着睢阳十几万老百姓一块“尽忠”就太过分了。

王夫之也批评过张巡，说张巡想做唐朝的忠臣可以选择自尽：

君子于此，唯一死而志事毕矣。若巡者，知不可守，自刎以徇城可也。

我们可以假设，假设武则天代唐建周时，徐敬业起兵反周，被包围在扬州之后，学张巡的做法，把扬州城吃光了最后战死，大家会觉得徐敬业值得敬重吗？

是不是会觉得徐敬业这么做，真的有点过了？人家亲妈抢了儿子的皇位，至于带着全扬州老百姓一起“尽忠”吗？

有朋友可能会反驳说，武则天好歹是汉人，还是李治的皇后；安禄山是粟特人，手下多是胡人，两者能一样吗？

其实在公元8世纪，社会舆论看武则天与安禄山真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03、

唐朝承袭的是北朝传统，骨子里是不讲华夷之防的；相反，李唐天子因为北朝传统，对胡人的信任程度是超过“南人”和“关东人”的。（广义，函谷关以东）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唐德宗在泾原兵变后，用长安胡商子弟为班底重新组建神策军，并且把指挥权交给了宦官。

安禄山的同族，粟特裔的何文哲甚至在唐文宗时代做到了“大内侍卫统领”职务，是唐文宗最信任的侍卫。

这无厘头程度类似于宋高宗在苗刘兵变后，以投降南宋的契丹、女真人的后裔重新组建了御营禁军。然后一位叫耶律齐的契丹二代成了宋高宗最信任的禁军总管。

上面说的是李唐高层，事实上在民间同样没有什么“华夷之防”。

武则天时期，唐朝边军将领契丹人李尽忠、孙万荣反叛，带着自己契丹本部人马杀入了河北，没想到迎接他们的不是“猎枪”，而是“鲜花”和“美酒”。河北人蜂拥加入孙、李的队伍。唐玄宗时期最信任的宰相张说就说当时河北，人人“心怀两端”，忠诚于长安的河北州郡，“十不存一”。

而负责平定孙、李叛乱的周军前线总指挥武懿宗有鉴于大多数河北人主动给契丹叛将当“带路党”，甚至直接提议杀光投降之人。

由于这个提议过于惊悚，没有被武则天批准，武则天还派狄仁杰去河北安抚。

狄仁杰的奏报也能看出，当时河北老百姓对于长安天子和契丹叛军没有什么高低分别，认为都是“一丘之貉”。

所以说，唐朝在很长一段时间意识形态是不讲“华夷之防”的。

有没有“华夷之防”的声音？

有，但绝不是主流。

那么，什么时候唐人才开始对张巡有更积极的评价的呢？

是在韩愈提倡古文运动，唐朝开始把“华夷之防”主动纳入主流意识形态之后。

韩愈提倡“华夷之防”的时间很晚，距离安史之乱差不多都快一百年了。

之前兰台提过，“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就被分为三个半割据的藩镇：卢龙镇、成德镇、魏博镇。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安史之乱结束于763年），长安对重新掀起叛乱的河朔三镇无可奈何，赦免了引发河朔三镇叛乱的成德镇自封的节度使王庭凑，并派韩愈为宣慰使,前往成德镇。

结果韩愈在成德镇被一群大字不识的士兵团团围住，士兵们还公开在他这个朝廷高官面前批评皇帝“忘恩负义、背信弃义”。

要知道，唐朝是一个典型的身份社会。

所谓身份社会，就是一个人的身份决定他的一切。

没有“身份”，扬州首富见县令也必须在县令的衙署外跪候县令的接见。

是的，大家没看错，是跪候。两个膝盖着地那种。

在长安，别说小兵，就是普通军官都没资格和韩愈说法，更别说公开在他面前非议皇帝。

所以，成德镇士兵这种“无君无父”的行为给了韩愈这个讲究“上下尊卑”的士大夫精神上极大的刺激。

所以，韩愈从成德回到长安后就开始鼓吹“华夷之防”，提倡古文运动。

以韩愈为代表的士大夫在反思河朔三镇问题上，他们的思路是认为河北之所以难以平定，之所以“无君无父”，是因为朝廷权力还不够集中不够大，也因为河北老百姓长期和少数民族待在一起，沾染上了“无君无父”的坏风气。

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提倡“华夷之防”，提倡朝廷应该获得更大权力。

韩愈提倡“华夷之防”对后世宋明清影响巨大，这是后话。

但是自从韩愈开始提倡“华夷之防”以后，张巡的评价才越来越正面，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韩愈的观点。

韩愈自己对张巡评价就很高：

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

认为唐朝能挺过安史之乱完全是张巡的功劳。

但是，请大家注意，这个时候距离张巡战死已经65年了，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社会舆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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